“1949年9月19日下午三点多，天坛祈年殿前传来一句笑问——‘老先生广州典丰，当年在翰林院一个月挣多少？’” 张元济抬头，见提问者正是毛泽东，忙答：“十两白银，再给两担米。”周围随行的程潜、陈明仁、陈毅都笑了。毛泽东又摆摆手：“怕是连今日这壶龙井都付不起吧。”一句闲谈，把新中国领袖与前清进士的距离拉得极近。
毛泽东借半日空闲同几位各界代表到天坛散心，本想简单走走，却被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吸引。张元济曾是光绪二十年的进士，戊戌变法后被慈禧革职，这段履历在场的多数人早已耳熟，可真正与他并肩而行的机会并不多。毛泽东兴致上来，索性边走边聊，从“变法怎么失败”到“出版业的功过”，话题跳得飞快。
若把时间拨回四个多月前，张元济还在上海。5月，陈毅率部进城，白发老人站在旧式宅院门口，看着解放军列队前进，低声说：“这回不一样。”蒋介石电邀他去台湾，他拒了；朋友劝他避一避，他也不动。对他来说，文化不是行李，而是根，根在大陆。
再往前看，张元济的一生几乎被书籍包裹。1898年被革职后，他跑到上海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，随后进入商务印书馆。短短几年，“最新教科书”系列铺满全国学堂；《辞源》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等大型典籍一个接一个问世。同行打趣说：“没张元济，中国的现代课本得晚十年。”他却回一句：“我只是在排字格里找路。”
进入1920年代广州典丰，他把更多精力放到古籍整理。战争连年，古书四散，他主张“化身千百”——多印多留，让典籍在学生手里活起来。他没料到，这套理念后来被新中国的“整理出版古籍规划”直接借鉴。
抗战末期的1948年初，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会在上海举行。张元济以院士长者身份致辞，核心只有两字：和平。胡适说他“煞风景”，他却只笑不语。同年冬，国民党局势急转直下，张元济再三被劝离沪，都婉拒。他说：“我不是逃难惯的人。”
上海解放后，陈毅几次登门，表达北平要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想法。毛泽东点名希望张元济出席。老人原本担心记忆衰退，上台说错话，被一句“怀德之士，坐而已”打消顾虑。9月6日，他乘火车抵达北平，下榻六国饭店。一进门就感慨：“我上一次来，是宣统三年的政事堂；房还是这房，天已是新天。”
随后几日，周恩来探访，送来毛泽东的问候。等到19日天坛小聚，毛泽东便抓住机会细问当年往事。谈到戊戌变法，他坦率点评：“关起门改几个章程，不让百姓知道，怎么行？”张元济点头：“那时书生气盛，以为皇上拍板就算数。”毛泽东顺势引到眼前：“所以今日革命，不只靠共产党，还得发动群众，一条船上划桨。”
短暂休息时，毛泽东夸商务印书馆功劳大：“延安那几年，我的书架上常备《辞源》。”陈毅接茬：“这本书救过我们广州典丰，好多生僻字，全靠它。”张元济摆手：“旧学绣花，不值一提。”毛泽东笑道：“新中国同样离不开纸与字，你老人家还得出主意。”
9月21日晚，怀仁堂灯火通明，第一届政协正式开幕。张元济被推为主席团成员，媒体写“83岁无扶杖步履稳”，热度不输青年记者口中的解放军。10月1日，他登上天安门，望五星红旗升起，扭头对儿子张树年说：“这一刻，比我中进士还痛快。”
1950年初，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，毛泽东任命张元济为委员。一个半月后，老人突发脑血栓，左侧瘫痪。陈毅派专车送医，毛泽东回信宽慰：“身体要紧，其他事慢慢来。”病榻之上，张元济仍惦记文化事业。他连续给中央写信，为西藏办学与藏文出版提建议，部分被采纳。
1953年，上海筹建文史研究馆，中央点名张元济任首任馆长。老人起初顾虑自己行动不便，陈毅再赴寓所，说出毛泽东的原话：“上海文史馆，没有比张先生更合适的。”他这才同意，就任后常拄杖巡视书库，“看看这些字排得正不正”。
1955年，他写信给远在台湾的蒋介石，劝其以民族大义为重。“钱鏐能归宋，何况今日？”毛泽东得知后，在一次干部会上点名表扬：“学问人也能立大义。”
1957年冬，张元济病重住院。周恩来专程探视，轻声报自己姓名。老人微睁眼睛，第一句话仍是：“毛主席可好？”听到“很好”，他露出微笑。1959年8月14日，张元济辞世，遗诗一句“泉台仍盼好音传”，写尽未了之愿。治丧委员会名单里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陈毅分列致哀首席。
从科举出身到新政协元老，张元济走了九十二年，跨了三个时代。毛泽东那句“得靠群众”与张元济那句“化身千百”其实并不矛盾：一边是政治动员，一边是文化普及。两种力量在1949年的天坛交汇，留下了“十两银子”的玩笑，也见证了古老中国向现代国家的跃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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